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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路易十四時代歐洲對于中國的認識

2011-11-07  華登

傳教士路易十四時代歐洲對于中國的認識

  路易十四時代歐洲對于中國的認識

  ——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講演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見面,一起就《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大展》的有關話題進行交流。

  上個月初,我曾到臺北來,參加故宮舉辦的《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大展》的開幕式。在開幕式和先前的記者會上,周功鑫院長講到,這個大展是講述兩位帝王與五個傳教士的故事,完整呈現十七、十八世紀間康熙皇帝(1662-1722)與法王路易十四(1661-1715)兩位同時代君王的文化風格與交流面貌,具體展現東西方在科學、藝術與文化方面的接觸、交流以及相互影響的歷程。實際上,這個展覽的成功舉辦,有法國13家博物館,大陸的故宮博物院、沈陽故宮博物院等參展單位共襄盛舉,也是中法文化交流和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個成果。

  在今天的講演會上,我想結合這次展覽,講一下在康熙和路易十四的那個時代,也就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歐洲人是怎樣認識中國的?或者說,在那個時代的歐洲人心目中,中國的形象是什么樣的? 歐洲是通過什么渠道認識中國的

  可以說,直到十七世紀,歐洲和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接觸。在此之前,歐洲人只有對一個遙遠帝國的模糊印象,以及某些旅行家對于中國的不完整的和相當個人化的記述。比如,在羅馬帝國時代,就有了中國與西方的貿易,那個時代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傳到了羅馬,許多貴族都已擁有絲綢而炫耀,甚至有人說,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大量進口中國絲綢而造成了經濟危機。再比如元代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中國多年,他的《馬可·波羅游記》對中國有許多比較詳細的介紹。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最初就是受到《馬可·波羅游記》的鼓動,要到中國來,結果因為地理知識的限制,最后到了美洲。但是,十七世紀以前,歐洲人對于中國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歐洲人對于中國真正的認識,還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

  那么,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是通過什么渠道認識中國的?在那個時代,歐洲對于中國的認識主要有兩個渠道,一個是貿易,一個是宗教。實際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上,貿易和宗教也是主要的兩個渠道。

  中國與歐洲的貿易,早在希臘羅馬時代就開辟了,比如前面說到的絲綢之路,但那時代的絲路貿易是間接貿易,羅馬人喜歡絲綢,但不知道絲綢來自哪里,只聽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產絲的國家。到十五世紀以后,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海上貿易逐漸取代了絲路的陸路,成為中歐貿易的主要通道。現在一般都稱為“海上絲綢之路”。1514年,最早來到中國的歐洲商船是葡萄牙人的。到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瑞典、丹麥等國的商船陸續來到中國,開展對華貿易。1660年,法國組建了“中國公司”,并首次派商船來華,不料因途中遇風暴而沉沒,公司也因此倒閉。1664年,法國又組建“東印度公司”,積極開展對華貿易。1698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商船“昂費德里特號”(L Amphitrite)首航中國,清政府以法國商船第一次來華,并且船主是法國國王的使者,因此對于其應納關稅予以免除,表示優待,并允許法國在廣州設立商館。1701年,“昂費德里特號”又做第二次航行。兩次從中國運去大量絲綢、瓷器、漆器等,一時法國社會流行穿著絲綢,擺設漆器、瓷器。此后,法國商船常有來廣州進行貿易的。來往于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商船,披波載浪,揚帆渡海,交換著兩地人民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也架設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正是通過頻繁的貿易關系,歐洲人接觸到中國豐富的物產和文化,對中國有了許多直觀的了解和認識。

  第二個渠道是來華傳教士。周功鑫院長多次講到,《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大展》講述了兩位帝王和五位傳教士的故事。她說的這五位傳教士,都是法國的傳教士,并且是進入到中國宮廷,為康熙皇帝服務的傳教士。最早來中國的傳教士是利瑪竇,他在十六世紀末從澳門登陸,來到廣東肇慶開始傳教。1601年1月,利瑪竇來到北京,這是第一個進入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歐洲傳教士。從此以后,一直持續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先后有數百名傳教士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們大多數都在中國生活了相當長的時間,與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有著廣泛的接觸,其中有些人還登堂入室,進入中國的政治中樞。有一個資料統計,這一時期來中國的傳教士,有可考者約近五百人。在他們當中,最早來的是耶穌會士,后來還有方濟各會士、多明我會士、奧斯丁會士,法國的外方傳教會士是1680年以后陸續來到中國的。

  在歐洲,自從進入所謂“黑暗時代”,傳教士是唯一一種知識分子的存在形態。雖然啟蒙運動前后,新型的知識分子開始出現和逐漸成為文化傳承的主體,但此時的傳教士們仍然擔當著文化傳承的使命,他們中相當多的人都是當時的飽學之士。傳教士們踏上中國的土地,本是為傳教而來。但是,他們發現,在中國傳教并非容易。因為中國悠久的傳統思想在中國民眾中根深蒂固,具有巨大的權威性,要拿另外一套東西取而代之談何容易。于是,他們采取了一種所謂“合儒”的策略,就是利用中國文化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來論證基督教教義。在他們看來,贏得中國人同情和興趣的有效方法,就是使基督教義附會儒家的思想進行講授。為了實現這一策略,他們不僅在服飾、志趣、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模仿中國士大夫,而且對中國文化和典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說,他們的這一策略是成功的。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基督教敲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但是,他們的做法卻受到了羅馬教廷和歐洲宗教界人士的強烈批評,認為他們的做法是“異端”,比如基督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在中國傳教不接受中國的習俗,不允許教徒祭拜祖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引發了很著名的“禮儀之爭”,最后羅馬教廷還派人到中國來調查。這種爭論引起中國皇帝的反感,于是到雍正時代出現了所謂“斷教”,雍正皇帝宣布取消他們在華傳教。

  在“禮儀之爭”期間,來華傳教士們為了給自己的做法辯護,同時也是為在華傳教爭取更多的資助,吸引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寫了大量的報告、書信、著作,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宣傳他們在中國的傳教經歷和業績。有一位當代法國學者曾經指出:“傳教士們為了向上級陳述自己不同尋常的做法,不得不對自己周圍的形勢發表感想,因而在歐洲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這為歐洲學者最初‘客觀地描繪’中國,提供了一個基礎。在啟蒙哲學家們進行政治及道德沉思時,這些著作就成為他們的參照物,它們組成了當時的中國的肖像。而且這一情況維持很久,直到十八世紀末。”

  根據在華傳教士提供的大量的書信、筆記、報告、著作等資料,十八世紀時,法國的耶穌會士編輯出版了三部篇幅巨大的叢書,號稱十八世紀歐洲關于中國的“三大名著”。這三部叢書是:

  《耶穌會士書簡集》,由法國傳教士盧哥比安(Charles Le Gobien)、杜赫德(Jean Baptisie du Halde)和帕都葉(Louis Patouillet)先后分類編纂,歷經七十多年,于1702-1776年陸續在巴黎出版。《書簡集》共34卷,其中16-26卷是關于中國的。它們以通信的形式,將傳教士們觀察所得的中國政治制度、風俗習慣、歷史地理、哲學思想、工商情況等詳加報告,因而成為18世紀及至以后許多歐洲學者研究中國的主要資料來源。這部書信集的中國部分,最近已經有大陸的出版社翻譯出版了。

  《中華帝國全志》,全稱《中華帝國及中國領韃靼之地理的、歷史的、編年的、政治的及自然的記述》,共4卷,是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在主編《耶穌會士書簡集》的基礎上,根據海外傳教士的報告、書信、著述和筆記中的有關材料整理積纂、編寫而成的一部綜合性著作,1735年在巴黎出版。全部著作得自二十多位傳教士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一百五十年間歐洲人了解中國的一個總結,被譽為“西洋中國學之金字塔”、“真正可以夸耀于世的紀念碑”。

  《中國回憶錄》,全稱《北京傳教士關于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等的回憶錄》,先后由法國耶穌會士布萊提葉(Gabriel Bretier)、法國王家學院匈奴突厥史專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和著名東方學家薩西(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 Sacy)先后主編,共16卷,1776-1814年在巴黎陸續出版,是18世紀歐洲關于中國研究的大論叢。有西方學者評論說,這部巨著的出版標志著幾個世紀前順利地由利瑪竇開創的一種事業的完成,標志著耶穌會士的中國學研究達到了“頂峰”。

  上述“三大名著”的出版,在法國乃至歐洲引起轟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霍爾巴赫、魁奈等人對中國的了解和研究,都從中獲得很大的收益。 歐洲看到了一個什么樣的中國

  前面說到,來華的傳教士大都是一些很有學問的知識分子。那么,當這些博學的并且有著相當文化興趣的知識分子來到古老中國的大地,直接接觸巍峨輝煌的而對他們來說又是完全陌生的中國文化,可以想見,在他們的心靈會產生何樣的沖擊和震撼;可以想見,他們會以何等的興趣和何等的熱情把中國文化介紹給他們的同胞。于是,傳教士們通過他們的書信、報告、著作、回憶錄,還有他們翻譯的中國典籍,把一幅關于中國的“肖像”展示在歐洲人面前,大大增加了歐洲人關于中國和整個東方的知識,開闊了歐洲人的世界圖景。自此以后,歐洲人對于的了解,不再是通過種種不可靠的傳聞而獲得的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國土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知識體系,并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所以,有人評論說,在“十七及十八世紀中,耶穌會士是溝通歐洲與遠東文化的橋梁”。

  在當時的傳教士的報道中,在學者的敘述中,中國常常被描繪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里,一片繁榮富庶,安定和平,人民安居樂業,講究道德,彬彬有禮,充滿智慧、文明和和諧的氣氛。他們特別贊揚中國的政治制度,認為它是穩定與經久不衰的保證。美國學者德克·卜德在列舉中國文化對于歐洲啟蒙運動中新思想的種種刺激因素時說:“特別是中國被羨慕地看作這樣一個國家,它的政府不象歐洲那樣掌握在封建貴族手里,而是由一些有高度教養的官員來管理,這些人能取得他們的官位,僅僅在通過了一系列國家舉行的考試,以證明了他們的價值之后。”在傳教士和啟蒙思想家們的著作中,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也受到高度的贊揚,特別是康熙皇帝被說成是一位睿智、大度和開明的偉大君主。

  在當時歐洲關于中國的文獻中,中國幾乎成為一個“天堂般的地方”,與破敗凋零、危機四伏的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對于當時的歐洲人來說,中國就是一個他們所向往的理想之鄉,一個“烏托邦”。有一位法國學者指出,耶穌會士們眼中的中國,“是西方所制造的最有影響的烏托邦”。由于他們關于中國的著作“提供了真正的信息,就為那個正在開始形成的形象增添了光彩。那是一個公民國家的形象,它穩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福柯也曾說到中國作為歐洲人眼中的“烏托邦”所具有的價值意義,他寫道:“對于西方人來說,一個界限分明的地區,僅僅其名字,便可構成一個烏托邦的巨大庫藏。……按照我們的想法,中國的文化是最為講究、最為等級森嚴、最不受過去影響的。”

  西方文化具有創設“烏托邦”的傳統。在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致力于追求建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而他們在關于中國的各種信息中,就發現了這樣的“理想王國”。中國成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載體,成為他們的“希望之鄉”。不過,中國人自己并沒有生活在這樣的“希望之鄉”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被遠方的人們描繪的如此盡善盡美。實際上,關于中國烏托邦的一切描述,都是歐洲人制造出來的,其中包含了他們大量想象的成分。他們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理想加諸到一個想象的“中國”上,然后對它加以推崇和仰慕,實際上亦即是對自己的政治和社會理想的推崇和仰慕。然而,他們所設想的這個烏托邦也并不是和中國以及中國文化毫無聯系。從中國傳來的文化信息,介紹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文獻資料,譯介到歐洲的中國典籍,都是他們思考和探索社會改造方案的思想材料,都是他們想象和設計理想社會的范型和摹本。因而,他們創設的這個烏托邦是在中國文化信息的刺激下出現的,中國文化是激發他們想象和智慧的源泉。

  在啟蒙時代,中國成了歐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國”的一個典范。這種典范或烏托邦首先發揮了巨大的參照系的功能,許多啟蒙思想家都拿有關中國的材料來比照批判歐洲社會。另一方面,中國的這個典范或烏托邦還對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改造方案起到示范作用。比如伏爾泰和魁奈都大力贊揚中國的“開明君主”制度,主張以中國為榜樣,在法國實行這樣的開明君主制。中國的重農主義政策,單一農業稅制,教育和科舉制度,設置諫官,興修水利,德治主義等等,都受到啟蒙思想家們的推崇,并希望從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汲取實際的經驗和智慧。

  中國的典范或烏托邦在啟蒙時代激勵了人們對“理想王國”的向往和追求,激勵人們為爭取“理想王國”的實現而奮斗。因為制造了這么一個關于中國的烏托邦,就是宣稱在遙遠的地方已經存在這樣一個新的世界,因而就意味著建立新的世界并不是不可能的,就意味著啟蒙思想家所設想理想王國具有現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就意味著他們為之奮斗的事業是可能成功的。 “中國風”: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在近代歐洲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化在思想層面對歐洲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不僅如此,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還深人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貿易的發展,中國豐饒的物產,如瓷器、漆器、絲綢以及其他工藝美術品,在歐洲廣泛傳播,對歐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審美情趣,都發生了很大影響。在當時的上層社會中出現了以采用中國物品、模仿中國式樣為時尚的“中國趣味”或稱“中國風格”。中國的瓷器、漆器、繪畫的絲織品、壁紙等成為人們多方收求的珍品,中國古代藝術的新奇、精致、柔和、纖巧、優雅特色深受人們喜愛。中國的園林、建筑和繪畫藝術也對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歐洲的文學藝術領域也可以看到中國文化浸染的痕跡。在這個時代,“中國風”吹拂著歐洲大陸,在那里出現了被稱為“洛可可風格”的藝術和社會風尚。

  “洛可可" ( Rococo)一詞源于法語“rocaille",意為假山石或裝飾用的貝殼。“洛可可風格”( Rococo style)指的是17世紀后半期至18世紀風行于歐洲的一種藝術上的解放運動洛可可風格的特點是輕飄活潑,線條豐富,色調灰淡,光怪陸離,重自然逸趣而不尚雕琢,與歐洲以前流行的嚴謹勻稱的古典風格完全不同。洛可可風格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的特殊風格,而且也是一種審美觀念,一種社會情調。洛可可風格出現于十七至十八世紀,正值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之際。洛可可風格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和激發。雖然這種藝術風格和審美趣味離不開歐洲文化歷史的基礎,但是,它與中國古代藝術風格的契合與接近,以及當時歐洲社會流行的追求“中國風格”(chinamode)和“中國趣味”(Gout chinois)、模仿中國式樣的時尚,正說明它所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是毫無疑問的。

  追求中國趣味,模仿中國樣式的風尚不僅廣泛流行于各個藝術領域,而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層面。有一位美國學者指出:“向往中國和追求中國文物的風尚……在路易十四執政以前的半個世紀已經開始,直至路易十五執政的這個世紀中期,它達到一個高潮。……它包括中國的轎子、瓷器、漆器、絲綢、爆竹、萬花筒以及用紙來做紙牌和名片之類的許多新用法。飲茶成為一種時尚;園林一改過去人為地講究對稱,而是按照中國式的自然風格加以重建;連龐巴杜夫人也趕時髦,把自己的頭發梳理成日本樣式。美術受到崇尚中國運動的影響,……文學作品同樣追求這一風格 ……”。

  歐洲洛可可藝術風格所受中國之影響,主要的形式是通過流傳到歐洲的中國瓷器。在十五世紀時,瓷器在歐洲還是極其稀有的珍品。十六世紀以后,中西貿易擴大,中國瓷器大量運銷歐洲,使收藏瓷器成為歐洲社會的一種時尚。特別是在皇室和貴族階層,收藏瓷器成為一種近乎狂熱的風潮。在奧地利的美泉宮,就有一間專門用中國瓷器裝飾的房間,稱為“中國宮”。不久,中國的制瓷技術也傳到歐洲。各國相繼辦起瓷器工場,它們大都模仿中國瓷器,描繪亭臺樓閣、小橋流水、菊花柳樹等獨特的中國藝術風格的圖案。溫雅清脆的中國瓷器不僅為洛可可藝術提供了新的物質材料,而且“象征了洛可可時代特有的光采、色調、纖美”,象征了這一時代特有的情調。

  除瓷器外,中國的漆器也廣為流傳,大受歡迎。漆器和瓷器一樣,也是古代中國的一項偉大發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并使用天然漆的國家。中國漆工藝幾千年的發展和成就,對全世界的漆器工藝都產生了影響。世界上一切制造漆器或用其他物質材料摹仿漆器的國家,無不或多或少受中國漆器的影響。到了十七世紀,中國漆器已經大量輸人歐洲。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凡爾賽和托里阿諾宮中都采用整套的中國漆制家具。各種式樣的漆器在社會上廣為流行,在當時商業或財產目錄上有關東亞進口貨品的記載,其中有許多中國漆器的名目。英國流行中國漆器從威廉和瑪麗時代開始,十七世紀中葉,福建漆器便在英國時興起來。當時有直接從中國運去的漆器原件,也有將大塊漆板運至英國再加工成屏風;還有將家具運至中國,上好漆后再運回英國。在十七世紀末法國已經制出中國漆器的仿制品。1692年,法國圣安托萬地區開始仿照中國式樣制造漆器。十八世紀時法國的漆器業居于歐洲之首,其中以馬丁一家最為著名。羅伯特·馬丁(Robert Martin)在制漆技藝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曾受到伏爾泰的熱情贊揚,說:“馬丁的漆櫥,勝于中華器。”又說:“馬丁的漆壁板為美中之美。”對法國漆業的最新成就表示了由衷的喜悅。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對中國時尚十分熱心,其沙龍中經常聚集許多人高談中國風尚。她特別喜愛馬丁家仿造中國及日本樣式的姿態優美的花鳥漆器,曾訂購大批這樣漆器家具,裝飾她所居的蓓拉浮宮。法國漆器以藍、紅、綠和金色為主,室內立柜式樣都照中國風格,而以牡丹花鳥、中國婦女、中式欄桿、房舍等裝飾圖案。在英國,十八世紀時上層社會婦女以學繪漆為時尚,繪漆成為女子學校的一門美工課。家具制造商也紛紛仿造中國漆器家具的圖案和色彩,打造中國式家具。

  中國的轎子也在這個時期傳入歐洲。大約在十七世紀初,按照東方特別是中國的模式制作的轎子引入歐洲。1644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就曾經提到了轎子。法國著名劇作家莫里哀(Moliere)在他的幾種喜劇中,特別是在1659年的《可笑的女才子》中也曾提到中國的轎子。歐洲各國還仿中國創設“轎制度”,按形式和顏色區別乘轎者的等級。法國路易十四時,貴族官吏出行乘轎,轎頂圍帔的質料和顏色,按等級嚴格規定,轎身都以漆繪,流行牡丹、芍藥等中國花卉圖案。乘轎的多是貴婦人。法國轎子與中國不同的是,抬轎的人不用肩荷,而是以手舉,法語稱作“抬椅”(chaise b porter)。1727年,維也納出現一次按等級轎列出巡大典,皇帝乘特別華麗裝飾的轎子,走在前列,接著是宮廷和樞密院轎子,洋洋大觀。十八世紀中期以后,這種肩抬的轎子逐漸為轎車所取代。法國人首先在轎子下部裝上輪子,由馬牽曳,形成后來的馬車。早期馬車車廂式樣同中國轎式樣基本一樣。

  在室內裝飾方面,大量使用精致美觀的壁紙也是中國風尚的表現之一。壁紙是十六世紀首先由法國傳教士從中國傳到歐洲的,后來又由荷蘭、英國和法國商人經廣州外傳。十七世紀以后,中國手繪套印的色彩絢麗,由花鳥、山水、人物起居畫而構成的壁紙,風靡了歐洲。1693年,英國有一項論述瑪麗女王所擁有的中國和印度珍品柜、屏風和掛紙的資料,首先提到了中國的壁紙。所謂掛紙大約就是中國手印的彩紙。即使到了現在,歐洲人仍然認為中國手繪壁紙令其他壁紙遜色。一位英國建筑界的權威人士說過:“沒有比一覺醒來見到臥室中的北京畫紙,更令人賞心悅目的了。”最早開始仿制中國壁紙的是法國人,其中法國工匠巴比雍(Papillon)仿制中國壁紙十分成功。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法國和英國工匠分別造出糊墻用的所謂“毛面紙”(flock paper),曾受到從中國進口的彩色紙的啟發。

  中國的絲綢早在古羅馬時代就已運銷歐洲。但是,由于價格昂貴,只有極少數貴族才能問津。到這個時代,絲綢在中西貿易中成為大宗貨品,因而得以推廣,成為社會的普遍需要,中國絲織品成為歐洲上流社會婦女的主要服飾。與此同時,歐洲的絲織業也發展起來。但是,歐洲的絲綢在質量上無法與中國相比,中國絲綢的大量進口使英國絲織業面臨倒閉的危險,英國于1701年竟因此而封閉了進口的絲綢。當時,法國的絲織業居歐洲之冠。它以里昂為中心,絲織業的技工和藝術家都集中在這個城市中。法國生產的絲綢絲質柔軟,“法國出品的這種技術特點,連同中國風格的花式裝潢都是取法中國的”。織物的染色技術也由中國傳到歐洲。這種技術被稱為“支那術”(Chinas),有人說這是自有發明以來“最微妙的一種”技術。它把各色印于經線之上,結果把多種顏色混合起來,產生色調深淺勻稱的效果。另外,中國傳入的顏色新材料,顯著地豐富了洛可可時代的調色板。

  在洛可可時代,追求和仿制中國工藝美術品,成為歐洲社會生活的一種新時尚。中國的瓷器、漆器、家具、轎子、壁紙和絲綢、刺繡及其制作工藝傳人歐洲,不僅為歐洲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許多方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還將一種神秘而飄逸的藝術風格和神韻帶到歐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歐洲人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追求。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他們對中國工藝美術品的熱烈愛好和刻意地摹仿,而且更表現在他們的繪畫藝術和建筑園林藝術中。在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刺激下,歐洲的繪畫藝術和建筑園林藝術在洛可可時代有了突出的發展,形成了歐洲藝術文化史上的一個有特殊意義的階段。

  十八世紀吹拂歐洲大陸的“中國風”,表現在室內裝飾、瓷器、漆器、家具、紡織品、繪畫、園林和建筑等諸多方面,是一種從歐洲人眼光中看到的中國風格。這種中國風格和中國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歐洲人的審美情趣,關且滲入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改變著他們的生活場景。實際上,這些帶有異國情調的瓷器、漆器、室內裝飾和園林藝術,就構成了他們新的生活場景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領域,也隨處可見中國風的余韻和影響。一切廣告、書籍插圖、舞臺布景、演員化妝,都以中國風尚為引人注意、爭尚新奇的創造。例如中國折扇在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特別流行。當時法國宮廷貴婦不論冬夏,都一定手持中國式絹制聚頭扇,以代替十六世紀時流行的羽毛扇。飼養孔雀、金魚也成為中國風的一部分。 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態勢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十七、十八世紀這段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甚至可以說,正是在這個時期,中西兩大文化體系開始了實質性的接觸,開始了大規模的、多層次和多渠道的交流。

  十七、十八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在這一時期,中國和西方之間,不僅僅是通過貿易進行的物質文化層面的交流,雖然物質文化的交流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也不僅僅是生產技術的傳播,如前一時期“四大發明”、制瓷技術、絲織技術等等在西方的傳播,而且深人到科學知識和藝術文化的層面,深人到思想觀念的層面。在中國方面,傳來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包括天文學、地理學、算學、力學、物理學、醫學和藥物學等等,還有西方哲學和邏輯,以及美術和音樂等藝術形式,部分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學術傳統和關于世界的觀念圖景。在歐洲方面,傳來的中國儒家倫理思想和文化典籍,對反宗教專制的啟蒙思想起到了激勵和參照作用,而中國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趣味,滲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領域,成為社會追求的時尚,部分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因此,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既包括器物層面文化的交流,也包括藝術層面文化的交流,也包括思想觀念層面文化的交流。并具各個層面上的交流都是在較大規模較大范圍進行的。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在雙方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對各自的文化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從總的趨勢來說,形成了一種積極的、正面的互動關系。

  但是,這并不是說,這一時期的文化交流是完全平衡的。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態勢,是中國文化對于西方的影響作用,大于西方文化對于中國的影響作用。這是因為,在當時世界文化的總體格局中,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占據明顯的優勢。當時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已經步入蒼老之境,日呈沉暮氣象,但在當時處于漫長發展過程中的最后一個高峰,一切都還顯得那么成熟、完備和強大,顯得那么氣度恢弘和輝煌燦爛。無論是就發展的成熟程度來說還是就創造的文明成果來說,中國文化都明顯高于西方文化。這一時期的西學東漸,雖有傳教士深入民間的傳教活動,但西方傳來的物質文明成果,多數僅作為貢品在宮廷和貴族中玩賞,西方的學術思想、科學知識以及藝術文化等等基本上還限于在知識分子中流傳,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興趣或“西學熱”,也沒有可能對日常生活領域發生深刻的影響。與這種情況不同,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和影響則是相當廣泛和深刻的。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以享有中國器物為時尚,它不僅表現在對政府中理性的儒家道德與慈善專制的理想化印象,其中還包括對中國藝術、建筑風格、陶瓷、家具及裝飾藝術的狂熱追求。所以,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化多得益于中國文化。英國一位研究中英通商史的專家曾指出:“自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在將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顯著的事實是西方人希求東方的貨物,而又提不出多少商品來交換。在機器生產時代之前,在技術上的優勢使西方能夠把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經濟之前,在大多數工業技藝方面比較先進的還是東方。”另一位西方學者也曾指出:“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對歐洲的影響不僅勝過歐洲對中國的影響,而且比多年來人們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

  所以,十七、十八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以中國文化大規模西傳、以西方效法中國為其顯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但是,這時的中國尚沉湎于古老帝國的輝煌,而西方正在發生著歷史性的巨變。所以,過了不久,到十九世紀以后,中西關系的這種態勢就徹底改變了。 (2011年11月18日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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