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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代中國抵達歐洲的書簡

2015-07-24  看見就非常
張西平
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國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并正式任命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為第一位漢學教授,作為西方“專業漢學”開始的標志,從此在西方大學的教育體系和知識譜系中有了漢學這門學科,那么我們可以說以1583年9月10日(萬年十一年)羅明堅進住肇慶為起點則拉開了長達二百多年的“傳教士漢學”的帷幕,雖然此時以入華耶穌會士為代表的傳教士對中國的認識與研究仍局限于或受制于“傳教學”的影響,但它已具備了漢學(Sinology)的基本形態,以漢語為其基本手段,以中國文獻和現實為其對象的研究已經開始,從而使它們同“游記時期漢學”那種浮光掠影的報道形成了明顯地區別,并為以后的“專業漢學”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直接的文獻與知識的基礎。
“傳教士漢學”是我們摸清西方漢學知識體系的一個最重要環節。從張星火良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到陳垣的《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馮承鈞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和朱謙之的《中國哲學對歐洲影響》,前輩學者已注意到“傳教士漢學”的重要學術價值,并給予了研究。
入華耶穌會的漢學著作很多,早期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韃靼戰記》、利瑪竇的《中國傳教史》在西方都有著重要影響。但《耶穌會中國書簡集》被稱為西方漢學的“三大名著”的開山之作,它不僅標志著在華耶穌會士的葡萄牙籍和意大利籍傳教士主導局面的時代結束,法國耶穌會士主導中國入華耶穌會的局面開始,更重要的在于它對于今天我們加深認識中國的清代史和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史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史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這些法國耶穌會士不少是呆在北京并經常有機會同康熙見面,因而書中對康熙的介紹是多方面的。在巴多明1723年5月1日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康熙對西方科學的關心,對西方醫學和解剖學的興趣,并讓巴多明把有關西醫的書譯成滿文。在殷弘緒1707年7月17日的信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康熙廢除長子、二子的一些細節。傳教士因卷入康熙選皇子繼位一事,從而導致雍正對傳教士態度的轉變和對皇族中信教親王的迫害,巴多明關于蘇努親王因歸信基督教而全家受到迫害的七封長信給我們提供了清雍正時期的珍貴文獻。陳垣先生在《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曾引用過巴多明這七封信的部分內容。
由于這些法國傳教士在國內都是一流的科技人士,他們入華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中國的科學,因而書中給我們提供了清代中國科技方面的珍貴的文獻。殷弘緒1726年5月11日信中對中國接種牛痘疫苗以預防疾病的描寫十分具體,這恐怕是自卜彌格在晚明時期向西文介紹中醫后又一次更為深入地介紹。殷弘緒對景德鎮瓷器生產工藝的介紹,完全可以被認為是他送給法國的一份極為珍貴的“工業情報”。從景德鎮的地理環境到它的瓷器用土,工藝程序,瓷器模型、瓷器繪畫,涂釉入窯,窯的建設,窯火的掌握都一一介紹。
可以這樣說《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為我們展示了一幅中國十八世紀的社會風景圖。它所報導的有關中國的內容無論就其廣度還是深度都要大大超過它以前的著作。歐洲當代著名漢學家許理和(ErikZürcker)說以《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為代表的早期西方漢學三大名著“成了歐洲中國文化愛好者的圣經”。
“傳教士漢學”的發展是同歐洲十八世紀的文化變遷、思想革新聯系在一起的。《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為十八世紀歐洲的思想變革提供了思想的材料,許理和說它影響的主要是“歐洲思想史”。在這個意義上“傳教士漢學”是歐洲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只有從歐洲思想的變遷歷史過程中我們才能把握住“傳教士漢學”的實質所在。可以說若不了解入華耶穌會士所寫的一系列有關中國的西文著作,尤其是像《耶穌會中國書簡集》這樣奠基性著作,我們就弄不清當時歐洲何以形成“中國熱”,就不知伏爾泰、萊希尼茨、歌德、魁奈、蒙田、維科、狄德羅、孟德斯鳩等這些歐洲十八世紀的思想文化巨人為何在當時都對中國感興趣。
在西方向近代社會的演進過程中,東方也發揮著作用,這一點錢鐘書在他的“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Centary”論文中,范存忠和朱謙之在他們的《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及《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著作中,閻宗臨在他的有關十七、十八世紀中西關系史的一系列論文中都做了開創性的研究。
《耶穌會中國書簡集》在當時歐洲所產生的作用也許是我們今天所不能想象的,這些書信給歐洲人帶去了遙遠東方的芳香和神奇。在整整一世紀期間,書簡集吸引了歐洲的知識界,對它們來說中國決不僅僅是異國的情調而是新思想之源,如當代法國學者席微葉所說“耶穌會書簡就如同其它許多游記一樣,廣泛地推動了舊制度的崩潰,在西方那已處于危急的思想中發展了其相對的意義。……這些書簡’甚至部分地造就了18世紀的人類精神面貌。”
當然,這只是指“傳教士漢學”的西方語言的著作,而他們的中文形式的著作則是和中國17~18世紀的思想文化史聯系在一起的,“傳教漢學”的這兩部分著作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但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語言的障礙,這兩部分的研究還不能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對“西學東漸”的研究較為重視,而對“中學西傳”的研究則略顯不足。


(《耶蘇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ⅠⅡⅢ卷)[法]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大象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7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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